中国经济时报：“文革”结束后，您在国内的化工界已是小有名气，但您却选择去美国读书，并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据说很多朋友都反对您这个决定。
成思危：因为改革开放，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到美国学习。当时我经过思考以后，决定不学化工，学管理。因为我是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一直是学化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使我懂得了一点，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你想，文化大革命时候，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一些很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农村“修理地球”去了，那你怎么能发挥科技的作用？所以，当时我说，我就认定这一条了，改行，要学管理。我相信，将来中国的发展要靠科技，更要靠经济和管理人才，我认为我选择的这条路还是对的。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加入民建的呢？
成思危：1994年，还是无党派人士的我担任了国家化工部副部长。按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就去教书，没想过继续从政。但是，那年九、十月间，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约见我，动员我参加民建。孙老跟我讲，“你不是想报国吗？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个月的思索，我决定加入民建。 1995年底，我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您主导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号提案”的缘起和经过？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从专题组组长到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无机专业的研究开发。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而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开始做访问学者，后来念MBA。当我接触到风险投资时，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选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总工程师。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职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成立开发部、市场部、信息部、技术服务部等等，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并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