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当时广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其实不单我，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憧憬。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香港的进步学生中可以说是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时报：父母当时对您返回内地持何态度？
成思危：我当时和母亲说想回内地读书，她很不赞成，希望父亲能阻止我。但父亲向来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专业选择以及婚姻，所以并没有阻止我。从而使我有机会在夏日的一个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思念你，曾给你写了几百封家书。
成思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我当时只收到一封，信中母亲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们应该已辗转到了台湾，但我无法回信。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永为憾事。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回内地，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国经济时报：从香港回到内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疍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0.00% 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