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最重要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要坚持立法的“四性”：系统性、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立法的系统性，首先是基本法律要完备。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法律要服从宪法。像我们之前修订外贸法，也是适应形势需要。加入WTO以后，许多子法都变了，如果母法不变那是不行的。
立法的科学性，就是每一次立法都要进行严格而充分的调研、论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公路法修正案时，修正案提出把养路费改成燃油税，在生产环节收税。审议的时候，常委会委员们就提出汽油可以这样做，因为83％的汽油是用于交通的，柴油只有28％用于交通，其他的72％用于拖拉机、渔轮和柴油发电，这样做可能会增加农民负担。当时有关部门答复说，可以先征后退。但是大家还是不放心。第一，农民千家万户，你征了以后怎么退？操作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各地财政大都比较紧张，燃油税能否保证真的返回农民手里？大家虽然赞成费改税这个大方向，但是从真正不增加农民负担、对人民负责这个角度也提出了比较多的意见。所以第一次表决的时候差一票没有通过。
还有就是关于公正（公平和正义）性。法律的象征物一手是剑，一手是天平，讲的就是既要有权威又要公正。这个公正包括权利和义务之间要平衡。规定执法相对人承担什么义务，就要相应赋予他什么权利。这个公正还要保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有权力就有责任，光讲权力不讲责任，那不是公正的法律。现在有的部门起草法律，主观上就是想通过人大立法，把部门权力法律化。人大在审议时要非常小心，权力不能乱设，也不能滥用，否则要追究责任。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执法机关就处于强势，执法相对人则处于弱势，如果在立法时就不能保证公正，那就违反了立法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原则。
中国的立法确实有个渐进性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阶段，对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及时修改，否则就不能与时俱进。
学者有四大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从政后，您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治学上依然投入大量时间。而且您也不回避经济热点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请您谈谈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成思危：学者应肩负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我提了四句话。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但作为官员来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有四个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每个关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拿公平和效率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则是低水平的公平。这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关系，其背后的理论和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