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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鉴定科技含量 增強文化自信定力 ——普陀山佛教文物科学与物证鉴定研讨会的启示

2017-12-15 来源:  作者:
摘要: 作者:屈全绳 普陀山佛教协会和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院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在中国佛教界、文博界、文化界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研讨会,是一次增强文化

 作者:屈全绳

 

普陀山佛教协会和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院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在中国佛教界、文博界、文化界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研讨会,是一次增强文化自信心的研讨会,也是一次突破历史局限性的研讨会。举办这样一个大咖云集、群贤毕至的高端研讨会,体现了普陀山佛教协会、佛教造像研究院对中华文明的敬畏态度,对繁荣佛教优秀文化的创新精神,这是一大善举!

会议期间,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沈卫荣阐述了佛教造像的发展史,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阐述了科学鉴定文物的方法论,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教授、原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霍宪丹局长、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所沈敏所长、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常远教授、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主任苗建民研究员、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铁付德研究员、原司法部文物艺术品物证司法鉴定课题组负责人梁亚力工程师等30多家单位的16位专家学者,同与会人员一起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跨界专家学者在研究探讨中,对文物鉴定的价值取向和文物鉴定的方法创新取得了共识和认同,这对于拔乱反正、提高文物鉴定的精准程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影响。

20多年来,人们耳闻目睹文物流通领域的乱象,深感中华民族在文博界的文化自信,正在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消解和吞噬。救亡图存之际,看到这么多有担当精神的专家学者热情奉献自己的研究成果,勇于揭露这场战争制造者的丑恶嘴脸,与会人员深受鼓舞,从5个方面受到启示:

第一,文物鉴定的意义

文物是人类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是人类宝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物化见证和信息载体。它的基本特征有两点:其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其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目前,世界各国对文物的称谓虽不尽相同,其所指涵义和范围也不尽一致,但对这两条是没有分岐的。由此可见,文物鉴定的重要意义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是不可或缺的:

一是鉴别人类社会的活动时代。人类是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文物是重要佐证之一。二是鉴别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人类是处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材料时代,还是机器时代,文物又是重要佐证之一。三是鉴别人类社会生活的地域和民族。就国际范围讲,你是东半球的人还是西半球的人,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人、澳洲人,是黑人、白人、黄种人;就国内范围讲,你是生活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文物同样是重要的佐证之一。

当然,我们对文物鉴定的意义还可以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但仅从以上三个层面足可以看出,文物鉴定在宏观上关系到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在微观上关系到一件文物的属性、年代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和艺术价值。全世界为什么承认中华文明有5千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因为有文物可以佐证。将来有了新的出土文物,又有了人工智能鉴别的新方法,也许中华文明的历史还要上溯到6千年、7千年、8千年甚至更为远古的年代。

第二,文物鉴定的现状

乱象丛生是老百姓特别是民间收藏界对时下文物鉴定状态形成的共识。而逐利性已成为文物鉴定界的不二法门。一批招摇过市的伪专家,在利益集团的驱使下,为了钱可以不顾人格国格,颠倒黑白,以假乱真,以至于对民间藏品大泼污水。举个例子:去年G20会议期间,经筹委会批准,浙江省有关单位联袂在杭州美术馆举办中国古代金铜佛像艺术展,目的是向国际友人展现中华文明的魅力,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定力。这是利国利民、光宗耀祖的一件大事。可是任何一个爱国公民都没有想到,开展第二天就有人在网上发文章,污蔑由我国著名金铜佛像收藏家提供的展品是“赝品”,是“地摊货”。一犬吠形 ,百犬吠声。此文一出,别有用心的人马上跟着起哄抹黑,给读者留下了这是一次对展览进行蓄意诽谤的印象。可是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时,攻击展览的“专家”却承认自己是玩瓷器的,佛像知识不足。大家肯定要问,一个佛像知识不足的人,竞敢藐视那么多国家级专家的鉴定结果,只是隔着玻璃瞅了几眼便信口雌黄,你说他图什么?如果无利可图,他何必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呢?如果文博界风清气正,他又怎么敢不懂装懂呢?如果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态度明确,这种乱象怎么会肆无忌惮呢?结果怎么样,正义虽然迟到,但总算没有缺席。如果再深入一步追问,鉴定行当何以乱到如此程度?是不是有这样几个原因值得探究:

一是主管部门没有担当。文物主管部门是代表人民利益、体现国家意志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要人有人,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掌握着文物生杀予夺的命脉,肩负着文化传承的责任。可是文物鉴定行当几个老大难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诸如法规政策不健全,鉴定机构不配套,专家队伍不纯洁,鉴定手段不完善,是非曲直不表态,等等,这些都是制约文博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近几年民间收藏家打官司,如果说法院判决之前文管部门不好发声,法院判决胜诉之后,你总该有个态度吧?没有,一次也没!人们不禁要问,人民养活这样的官僚机构干什么?国家设置这样的官僚机构干什么?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官员懒政,还是金钱作祟?当局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二是传统鉴定方法单一。主要靠视觉、感觉和经验鉴定文物的传统方法,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在我国更是厥功至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传统方法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这就让一批能言善辨的投机分子钻了空子。面对一件文物,你说是真品,你拿不出真品的分析数据。他说是仿品,他也拿不出仿品的分析数据,两家只能死磕。磕来磕去,把真品的名声磕坏了,假货反而有了可乘之机。应该充分肯定,在中国文物鉴定史上,曾经出过不少德艺双馨的大师名家,现在也有不少造诣深厚的正人君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精通传统鉴定方法的专家学者凤毛鳞角,而且年龄越来越大,加之又受主观感知局限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担负起鉴定民间藏品的重任,于是一批又一批李鬼杀进文物鉴定行当,在金钱的驱使下,想方设法要把水搅浑。

三是利益团伙兴风作浪。司马迁讲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是以G20佛像展览为例。在此之前,李巍先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了22尊金价值连城的铜佛像,又向吉林省博物院捐赠了3尊金铜佛像,后来一次向普陀山佛教博物馆捐赠了531尊(件)金铜佛像和法器(最近还要捐赠200尊)。国家博物馆在人民大会堂为李巍举行捐赠大会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政,国家文化部、文物局的领导人和不少收藏家、鉴定家都参加了。三次捐赠活动,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作了充分报道,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文博界也没有听到杂音。为什么佛像一现身G20展览,立马就有人跳出来诬蔑?说白了,还是为了一个字——钱!利益集团明白,捐赠的佛像不可能进入市场,不会对他们的坑蒙拐骗构成威胁,但展览的佛像很难保证不在市场上出现。于是问题就来了,我这儿卖的金铜佛像虽然是赝品,仿品,残品,但因为抱团取暖,互不揭底,大家发财。G20会议期间你突然搞了这么个展览,又整出这么多高大上的精品金铜佛像,这不是在砸我的摊子打我的脸吗?你动了我的奶酪,我当然得给你泼墨。

四是思想观念滞后形势。当前很多领导同志对文博行业的乱象深为不满,而且正在想办法治理这个重灾区。但主观认识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思想方法还没有跳出过去的管理模式。表现之一,对文物市场以假乱真的仿品认识不足。没有看到高仿技术生产的冒牌文物,传统鉴定方法有时很难鉴别真假。表现之二,对出土文物的数量估计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形容整个中国像个大工地,地下文物层出不穷,盗墓走私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链。即使有些资深望隆的老专家,因为对新出土的文物眼生手生,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拿不出确有把握的鉴定结论。表现之三,对传统鉴定方法的局限性认识不足。看不到传统方法受条件限制,不能像科学方法那样对文物进行跨地域跨类别跨年代的鉴定,加之又缺乏统一公认的鉴定资质和鉴定标准,鉴定人有时候难免各持己见。表现之四,对利益团伙披着合法外衣破坏文物市场的恶劣行径认识不足。有的电视台已经被叫停的“鉴宝”节目,严重地损害了我国文物收藏界和文物艺术品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给文物大国贴上了“文物造假大国”的标签。人们不禁要质问那些“鉴宝”、“砸宝”的“专家”们,如果我们的祖先当时也向你们现在这样“鉴宝”、“砸宝”,中华民族今天还有这么多文物笑傲世界吗?如果都照你们这样疯狂地把自己认为的“赝品”砸得粉身碎骨,百年之后,中华民族还有文物传世吗?何况被你们砸碎的是文物还是“赝品”,经过国家级专家鉴定了吗?这帮人口头上高喊“爱国家”、“爱文物”,实际上他们连基本常识也没有弄明白:今天的物品作为历史遗存传承下去,就是今后的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物的刽子手,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罪人。

第三,科学鉴定的优势

一是能避免鉴定人的主观随意性。在当今文物市场,权力诱惑、金钱诱惑、女色诱惑、人脉诱惑都会左右鉴定人的鉴定态度和鉴定结果。有些大老虎的犯罪事实就能说明问题。鉴定人如果心术不正,讨好权贵,乘机为自己捞取好处,鉴定的主观随意性是很大的。

二是能看到文物的微观差异性。以佛像为例,古代精品和高仿精品从大处看难以区别,但用现代科学技术测试,从两者物理成分、化学成分的差异中就能鉴别出真品与仿品。高仿瓷器靠传统方法鉴定很难断代,但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仿品的微量元素在科学仪器下必然会现出原形。

三是采集的数据有可重复性。在自然科学领域,你的发明要得到认可,你所运用的方法和数据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否则你就有造假的嫌疑。传统的鉴定方法就做不到这一点,三个人可能有三种看法。甚至还出现过同一个人对同一件文物,前后鉴定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科学鉴定的可靠性就在于采集数据的可重复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的微量元素对比法,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教授的化学成份分析法,波士顿艺术馆的硫(盐)酸析解元素法,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馆长的一整套科学鉴定法,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文物进行鉴别的有效方法。20多年前,我在凡尔赛宫、卢浮宫请教法国人怎么鉴定文物时,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主要由仪器检测,同时也要组织专家讨论。

第四,科学鉴定的阻力

一是政策导向不给力。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家设置了用科学方法鉴定文物的机构,这是文物管理工作中最大的真空地带。对这么大的问题视而不见,不能不让人怀疑,国家职能部门是不是还有灯下黑的问题?文物主管部门是不是还有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文博系统的官僚也像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那样,对中央的方针政策采取假拥护、真抵制的态度,文化自信在文博领域就有落空的危险。

二是利益集团阻力大。可以肯定,实施科学鉴定之日,就是利益集团钱袋子缩水之时。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说明,文博市场的利益集团早就和一些政府官员钻到一个被窝里了。文博界有的官员不想治乱,不敢治乱,更不想给科学鉴定与物证鉴定开绿灯,说白了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屁股上有屎,二是怕断了财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科学鉴定是大势所趋,若想螳臂挡车,只恐难以善终。

三是媒体舆论跟不上。媒体对文博界的问题不是不了解,而是缺乏责任意识。有的媒体不是为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币负责,不是人民利益的喉舌,而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的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提高知名度,宁可践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哗众取宠,助纣为虐,蓄意制造吸引眼球的假新闻,引导公众误入歧途。

第五,科学鉴定的前景

一是大势所趋。习近平同志每次讲“四个自信”,文化自信都是兜底的。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从五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增强文化自信的问题,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把“文化”上升到“灵魂”的高度,强调有“自信”的定力,发出要“创新”的号召,这都为科学鉴定和物证鉴定的未来展现了光明前景。

二是人心所向。据知情人士介绍,中国民间现在有8千万人搞收藏,实际上代表了七八亿人民的利益,占中国人口60%多,这么强烈的民意还不值得重视吗!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物主管部门有些人素质太差,尸位素餐,驾驭不了复杂局面。而这些高层管理者中有人私心很重,脑子里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只有自己的捞钱梦。另一方面是民间收藏家缺乏集团作战意识,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宁可窝里斗也不重视把力量凝聚起来,对文博界的拨乱反正没有形成掷地有声的话语权。

三是具备条件。发达国家对文物的科学鉴定,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开展起来的。时下的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完全具备科学鉴定文物的能力。讲硬件,我们的设备不比欧美差;讲软件,我们的人才不比欧美少。搞不起来的原因在哪里?根子在于推行科学鉴定和物证鉴定,会把一些人混水摸鱼的路子堵窄了,他们利用传统方法指鹿为马、颠倒真假的空间必然会越来越小。否则,再找不出第二个令人信服的原因。

这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在文物鉴定行业,既要继承弘扬我国传统鉴定方法,又要借鉴发达国家科学的鉴定方法,形成一套两者互为补充、互相结合的新的文物鉴定方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物鉴定新路子,这对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这次会议期间,李巍先生又主动提出,要对他的藏品进行科学鉴定和物证鉴定,不知道文物主管部门对此有何感想!顺便也问一下诽谤李巍藏品的人,你们敢不敢把自己的“宝贝”也拿出来进行科学鉴定和物证鉴定?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尽管眼下的文博界还被PM2.5污染着,但我相信这种情况难以持久。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是国家加强文化建设的新号角。他再次表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有很强的自我净化能力,人民群众有呼唤正义的强烈愿望,雾霾终将被阳光驱散,文博界的黑恶势力和他们的幕后操盘人,总有一天会陷入灭顶之灾!

 

20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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