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我们知道，个体若想在当下获得广泛认可，必须将自己套在某个“人设”里。如此方可降低受众解读你的门槛和成本，并容易广为扩散。而这些人设的规律也非常简单——它们都是人类对自身的某种美好期望，如“睿智、天真、学霸、直爽、犀利、暖心”，或者更直白的“金童、玉女”。
那么，如果一个学历一般、收入有限、阶层低微、长相抱歉、人品存疑、触犯刑律、言谈粗鄙，且没有什么媒体议题把控能力的男青年，也想通过卖人设的方式走红社交媒体，有可能吗？
当然有，而且这款人设就是为这类人士量身打造的，稍微比他们混得好一点的人都用不了。
这款人设的名字叫——“社会人”。
中国有社会
从小马哥到古惑仔，从刘华强到老炮儿。华语影视作品中已经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社会哥形象，不少一线巨星也都是靠出演黑帮老大奠定了江湖地位。然而，影视剧毕竟是虚构的，演员也不可能真去混社会。通过影视剧形成的“反派崇拜”，最终只是崇拜某个虚拟角色，无法投射到真实个体。
同时，由于中国大陆不存在合法的私营黄赌毒项目，亦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遗留出“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也就难有黑社会的生存空间。那些在真实社会中呼风唤雨的大哥、悍匪，往往只有在被判决或被追捕的时候才被广泛认知，比如黎强，比如周克华。（即便如此，追捕连环杀人犯周克华的时候，网上还有很多人亲切称其为“爆头哥”）
然而互联网视频的兴盛，为“有匪气的社会人”们打开了一片天——
2014年初，沈阳市五三乡营盘村村民赵金龙，凭借“史上最搞笑劫匪”、“大力出奇迹”等标签走红网络，被称为“大力哥”。出狱后，大力哥被网络公司签下，成为主播。
2016年中，前锦州市二手车从业者李天佑，凭借在YY上坐拥1600万粉丝，被媒体和公众冠以“喊麦之王”称号。
（图片来自设计师@沾啊）
2016年11月，广西南宁偷车贼周某，凭借“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看守所比家里好多了”等发言走红，被网民奉为“精神领袖”、“窃·格瓦拉”。
2017年8月，前重庆市夜店驻唱歌手周延，由于在《中国有嘻哈》中晋级总决赛，微博粉丝涨到170万，江湖人称“GAI爷”。
无论你喜欢与否，他们的公众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即便只说他们的称号，其生动形象也足以在脑海中瞬间浮现。
这些人中，大力哥因抢劫未遂被判了两年；被刑拘的窃格瓦拉自称曾偷电瓶车近千辆；MC天佑上学时每天能收上百元保护费；GAI在16岁时就进了少管所，并因持刀捅人而不得不远离家乡。
可能有人会质疑，拿MC天佑、GAI与另两位蹲局子的类比是否恰当。实际上，匪气、社会气正与MC天佑、GAI的表演才华密不可分，借倪一宁评述GAI的说法是“那些不堪的经历造就了他歌词里的生动”。况且，如果抹掉社会人的身分，这二位将从根本上丧失成为话题人物的资格。辽宁的快手主播和重庆的地下酒吧里，不缺少能喊麦和freestyle的高手。
低道德优势
在本文开头我们就总结过，这类人出名前的共同点是“学历一般、收入有限、阶层低微、长相抱歉、人品存疑、触犯刑律、言谈粗鄙”。所以我们既不能按古惑仔那种“魅力型反派”去解读他们，也不能按华尔街之狼那种“高能力罪犯”去解读他们。
那他们为何能在今时今日的中国走红呢？除去MC天佑和GAI的表演才华偶然被认可之外，他们这一类人在内核中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共鸣吗？
还是回到“人设”的定义上来。但凡能够成立的“人设”，一定是受众对某种自身不具备之优良属性的期望。即是说，这些身有匪气的社会人儿，应该拥有些我们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优良属性。
我为社会人身上的这种优良属性下了个定义，叫“低道德优势”。没错，道德感差的确是一种优势，而且是天生的优势。
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在著作《善恶之源》中，以实证方式证明了道德感是从婴儿期开始起源的。而心理学亦证实童年期的品行障碍，可能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可识别线索。按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中的定义，反社会人格障碍需同时包含下边列举的三个以上特质：
1.经常违法或藐视法律；
2.时常说谎并欺骗他人；
3.没有事先计划地冲动行事；
4.可能会有好斗的攻击倾向；
5.很少考虑他人的安全；
6.无责任感，不能履行财务上的义务；
7.无法感受懊悔或罪疚感。
正常社会中，这种具备反社会行为、缺乏共情、自我中心的人并不多，大概只有1%。然而在公司高管群体中，这种反社会人格的比例很可能高达4%。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凯文·达顿调查了来自各行业的5400名对象后，列出了心理变态者最多的几种职业：CEO位列榜首，接着依次是律师、媒体从业者、推销员和外科医生。美国一项针对创业者的研究也表明，这些人在年轻时常会参与一些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非正当性的活动，比如飚车、酗酒、打架。
早在1941年，研究者就发现，作为反社会心理变态者，他们的人生很可能是极端化的，要么走上巅峰，要么非常失败。也就是说，虽然反社会人格比常人更容易犯罪，但他们中却有一部分人拥有成功的人生，变态人格反倒帮助了这些人。
这个推论在逻辑上也是可以论证的——“靠不道德乃至违法的方式发财，其经济学本质其实是谋求更宽松的约束条件。”
通过作家张宏杰对成功人士的刻画，我们可以更形象地理解反社会人格对成功的助力——“他们既才华横溢，又蔑视道德，同时又几乎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们超人地精力充沛甚至似乎永远处于亢奋状态。他们如同儿童一样自大、霸道、天真、自私，又出人意料地粗俗、直接、野蛮、信口开河。他们背信弃义，说过的话转身就忘，用过的人随手就扔。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正是因此而成功。如果坚持中等水平的诚实、优雅，似乎就意味着你要与‘成功’绝缘。”
同时，由于反社会人格往往与自恋、冒险、果决、坚韧等元素相辅相成，他们也就更容易构成我们所说的“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科幻作家夏笳曾总结过：“几乎所有的反派都是魅力十足思想激进的改革家，行动力强目标明确，他们敢于想象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并在时机还未成熟就急着实现理想。而所有伟大光正的主人翁们，都是传统主流意识的捍卫者，他们三观保守缺乏创造力，除了打打怪兽回家睡睡妹纸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追求。”
你看，如果你坚持中等水平的诚实、优雅，就意味着要与成功绝缘了。然而人类恰恰是一个容易高估自己道德表现的生物，根据多项研究发现，无论调查对象是囚犯还是普通人，人类都普遍认为自己更加公正，善良和崇高，同时认为其他人的品性不如自己。
于是矛盾就此产生，我们既知道“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却又普通自认道德水平超凡。那么当你我这样的庸众发现具有明显反社会人格倾向，人品不仅存疑甚至堪忧的社会人时，脑海中自然就会给出一个朴素的判断——“这应该是个能干大事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看了越多GAI爷的黑料越没办法讨厌他”，百度MC天佑吧里也常常出现“由黑粉变路人，从路人变佑粉，真性情！”的发言。
而且当人们在GAI成名后，再反推其“过着黯淡绝望糟乱的人生，但还做着荒谬庞大的白日梦”的过往，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心疼的情绪，套用喊麦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生征战何人陪？”
“打工是最愚蠢的投资”
论证完社会人身上的低道德优势后，我们要再想一个问题，这种优势对于他们的人设建立，起到了什么具体帮助呢？
VICE曾做过一期跟踪采访地下Rapper的节目，叫《川渝陷阱》。其中采访到说唱歌手TY时，他这样表述到——
但TY的这段表述还是过于含蓄了，与他同城发展的另一位歌手，谢帝，则将更直白的心声唱到了央视舞台上——
2012年的一个周六，正在地铁上赶赴酒吧演出的谢帝，接到了老板“立刻到公司陪客户”的电话。于是第二天谢帝愤而提笔，将大学时的习作《老子明天不上班》翻出来进行了完善——“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
不上班，是每个最终能混出来的社会人的共同心愿。
天佑初中没读完就退学，因为“那时候看那些混社会的，走到哪别人都喊你一声哥，特别羡慕那种生活。”而中专毕业后的GAI本可以在江苏找到一个“厂里的工作”，却因为不喜欢三点一线而待不住，后来辞去夜店工作的理由也是“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不要为了填饱肚子而去做不想做的事。”
到了去年，窃·格瓦拉将该理念推到了最高潮——“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低道德优势帮助社会人们在不正常上班的前提下，还足以找生计养活自己，或者把自己做成一个生意。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流露出来的自由放肆、自信独立，对广大靠领工资过活的普通人无疑有着莫大吸引力。
上班打工，在公众的传统认知中，就是一种上限很低的求生方式。中文互联网曾长期流传一篇著名谣言文章，即“潮汕籍巨商李嘉诚的一篇励志演讲，演讲题目为《打工是最愚蠢的投资》”——
其实你自己就是一座金山（无形资产），只是你不敢承认。宁可埋没也不敢利用。宁可委委屈屈地帮人打工，把你的资产双手拱让给了你的老板。
随着互联网变现渠道的兴盛，以及全民创业热潮的泛滥。人们愈发坚信互联网给了普罗大众足够的支持，让每个能独立赚钱的人都有机会把自己做成生意。而那些经过一轮又一轮直播热潮知识变现热潮后，还在上班打工的人，无疑是被时代抛弃的落魄者。
此时，社会人这个不可能通过上班打工获得像样收入，原本是上一代人口中“没正经工作的混子”的群体，如今却成了互联网变现机遇中最敢放手一搏的弄潮儿。他们的大胆与豪兴、卑微与发迹，无不刺激着朝九晚五者内心的软肋。
谁没在地铁上接到过老板要求加班的电话？谁不怕40岁就失业？谁不清楚自己的职业天花板在哪里？
于是，当人们看到这些身有匪气的社会人，通过互联网一个个都变现成功时（就连抢劫犯大力哥直播都有140万人看），可以想象受众内心的膜拜感与冲击感之强烈。
这依然还是一个命运的宠儿与落魄者的俗套故事，只不过这些宠儿的成功更难以复制。
